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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话敦煌学术争鸣www.hlmsw.cn,鬼剑士的异界之旅

时间:2021-04-05来源:天空文学网

    由于工作关系,我时不时要到敦煌去,而且要住到鸣沙山下大泉河畔的一个简易招待所里。时间长了,住得久了,总会有古时的岁月时不时与你相遇,那些熟悉的字眼,诸如莫高窟、藏经洞、王道士时不时就会在你眼前跳动。有天晚上,深夜熟睡之时,脑海这个记忆器官竟然“过电影”,一百多年前,藏经洞发生的事情一幕又一幕显影,王道士从他长眠的道士塔里钻出来,指着藏经洞似乎要对我倾诉什么,这时,九层楼上大佛殿的18只铁马风铃那样的撞击着人的心胸苦涩难平,不舍昼夜而平静无声的大泉河,在那一段时光,也在咆哮,在发怒。噢,我明白了,莫非围绕藏经洞发现的那些是是非非还不能“盖棺定论”吗?藏经洞发现的本来面目难道还未能廓清吗?还要我们试着去对这个重大事件重新评头论足,从而一解当事者内心的折磨与痛苦吗?

    让我们还是回头遥望那个历史年代。公元1900年5月26日清晨,这一天和一年365天一样,莫高窟的守护者、住持、道士王圆�和他的同道们,严肃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照旧按时上洞窟清除积沙,保护神灵免遭被无情顽沙埋葬的厄运。但是,这一天又是别样的一天,就在他们清除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时,一处墙壁裂开一道缝,里边似乎别有洞天,王道士顿感奇怪,当即破壁而入,看见里面布满古物和奇物,王道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是藏经洞。这个在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北宋和西夏在敦煌开战之时,宋人为防备经典之书及其它珍贵之物永不落入敌手,就将这些宝物藏在唐代一位知名高僧打坐修行的复洞,然后糊满封死,再以壁画伪装,使其成为一个密室。然而王道士的破壁之举,使得沉睡近千年的藏经洞这个天衣无缝的密室重见天日,世人有幸看到洞中所藏公元4至11世纪敦煌遗书的五、六万件之多,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这不是一般的图书,这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从此,被称为显学的敦煌学成为一门永久性的学问而被世界各国学者所热爱、所崇仰。人们也因此把王道士的发现视为人类史上令世界震惊的一次文化大发现。这真是老天钟爱,全仗造化所赐,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多少的小小道士,竟然同古代文明和高等文明撞了个满怀。历史对王道士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历史就这样悄悄地降落在莫高窟的山门口,这是福祉还是灾难?有关藏经洞的是是非非,不仅同王道士相伴终生,而且,百年过去了,围绕藏经洞的发现和王道士的话题仍然不能打住,人们还是有话要说。
    在那个不是信息社会的年代,人们没有高科技的手段,只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仍然能把与世隔绝之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传达四方,不仅传到国内,还可以传到国外,藏经洞的厄运也因口口相传招来了外国的一个又一个文化大盗,他们用种种伎俩同不识国之瑰宝为何物的王道士进行所谓交易,将遗书的大部乃至经典之作劫运出境。
    让我们看看当年张骞的队伍一路浩荡途经过的丝绸之路,两千年之后,那些身着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外衣的欧美大盗,为了争抢莫高窟的历史文化珍宝,他们不怕大戈壁、大空旷的艰难险阻,风餐露宿,日行夜息,在这条典雅而富有诗意的圣路上,留下了他们一串串肮脏的脚印。就是这些人,他们打马扬鞭,转身奔向莫高窟,一场空前的洗劫开始了。这时,藏经洞早已成了安置好的一座舞台,只等着这些文化大盗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如何出场和退场自然也就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勃奥鲁切夫(俄国)、斯坦因(英国)、伯希和(法国)、橘瑞超(日本)、吉川小一郎(日本)、大谷光瑞(日本)、鄂登堡(俄国)、华尔纳(美国),这是又一个“八国联军”。就是这些人他们一到莫高窟,一个个扒掉学者外衣,露出狰狞的强盗嘴脸,以极其野蛮的手段,疯狂侵占和掠取,把一个民族的瑰宝据为己有。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斯坦因窃去的数量最大,伯希和盗去的质量最精,华尔纳对文物的破坏最惨。这里有必要对他们的罪孽计算一笔细帐。自1900年初夏藏经洞发现,俄国人勃奥鲁切夫抢先下手,至1935年春天,英国人巴斯填劫掠未果,历史跨度为35个年头。按藏经洞五百立方英尺,珍藏遗书6-7万件计,流散国外4万多件,清政府收捡残余8697件,流散社会1-2万件。流散国外的主要国家是:英国13300件、法国5779件、俄国10800件、日本7000件、丹麦1414件、美国22件、英国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2000件。瑞典、芬兰、韩国、德国、土耳其等国也有散存。经过外人浩劫,遗书就内容和完整而言,劫余当然不能望英、法所藏之项背。事实上,斯坦因和伯希和对遗书爬罗剔抉之后,完整遗书到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有题记和年代的遗书,进入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如此看来,遗书之精华,全在欧洲,剩下来的,试问还有几许。然而,在收拾残余时,有人还竟然说:“差强人意,聊胜于无”,留下一点残余总比全部抢光好吧。真是岂有此理!
    那些以文明自居的洋鬼子们,你们侵略了我们的文明瑰宝,然后心安理得地“武装”你们的国家,“打扮”你们的博物馆。还要厚颜无耻的以此为荣耀,认为从此有了傲慢自恃的资本。是的,那些强盗我之国宝者一个个成了他国的英雄好汉,荣上加荣,誉之又誉。就说斯坦因,此人真有典型意义。斯坦因盗宝功大,举国欢腾,名声大震。英国政府的爵士勋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等许多殊荣他都弄到手。英国政府把一个非英国血统的人非但给予高奖,而且一举成为“获奖专业户”,这在英国历史上所仅此。时至今日,靠藏经洞起家成就斯坦因为所谓“世界文化名人”而被西方人崇敬和纪念,岂不悲哉!不过,你们也不要笑得过分灿烂,我们要正告:你们可以野蛮的侵占和掠取他人的文化宝藏,但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你们可以抢掠吗?现在,该是你们忏悔的时候了。要知道,你们在藏经洞犯下的斑斑罪行,百余年来,成了我倾国之仇,倾国之恨。如今,此仇未报,此恨难销。别误会,我们出了几个民族败类为你们帮腔喝彩,赞歌连连,你们就得意而忘形。
    “百余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正当帝国主义文化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潜入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任人瓜分的国土一样,被他们大肆强掠,遍落世界之时,王道士就理所当然成为众矢之的。百余年来,王道士便是卖国贼或者民族罪人的代名词。从大学者到小文人,不惜多墨,口诛笔伐,频出佳作,讽刺挖苦,罗列罪状,在他们的笔下,王道士罪不容诛,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怎能罢休,要把他下到十八层地狱方可解恨。试问这些历史过客们,你们如此对待王道士,公道吗?外国列强掠去藏经洞文物是经过王道士之手,但我们不能简单而轻率地说,这就是王道士犯下的卖国之罪。
    让我们还是从复原历史说起。人们常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就是复原历史,这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体察、去理解。要知道,苛责前人,率意作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请听一位哲人这样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如果这种思路和认识不容置疑,那么,我们以此来判断莫高窟、藏经洞和王道士吧。
    莫高窟,自乐�V和尚开凿始窟,历经千年,参禅悟道和出家修行的定位不变。走过历史一览,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崇信佛教的统治者、王公贵族,他们不因朝代的更替而更换信仰,就因这种信仰驱使他们不惜倾注智慧、劳力和财力,一茬接一茬,接力棒式地建洞修禅,给那些佛教徒和善男信女们创造了寻找安慰和洗涮心灵的地方。王道士的到来,在这个佛教圣地开辟了一块道教天地,更加重了宗教份量,一窟两教,和谐相处,平安无事,莫高窟处在一种宗教氛癫痫病脑电图多久测一次?围包和状态。王道士也因有过人之处,很快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成了掌门人,担当起管理者的重任。莫高窟的历史,见证了这里的“所有”统统归为教产,不是国产,对,不是国家财产。1943年初,也就是莫高窟开窟历经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之后,才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成为国有资产。既然是教产,管理者有权处置,国家不能干涉。如同某地方有一座清真寺,城市规划一条大道要穿越,但是,清真寺是教产,国家不能动,这条大道不得不另找出路。
    如此说来,藏经洞的发现之物,当属教产,只不过在王道士眼里,则是一堆废纸,了无用处。虽说眼见这是废物,心里却不踏实,总觉是件奇事,要多个心眼,尽管是教产,也得向政府报告。于是,王道士携带经卷,第一时间去给敦煌知县报告,知县说:“这是一堆破烂。”王道士不灰心,又徒步500里地,去给酒泉道台汇报,道台说,“简直是一堆破烂!”一级比一级态度明确,好啦,王道士心里有底了,“原来我也有水平,地县两级领导和我的看法多么一致。”王道士认为,这堆破烂如何处置,自不待言就是我的事了。
    说来也巧,机会说来便来,一拨又一拨地外敌入侵者向藏经洞走来,向王道士走来,没完没了。你看看,洋人在莫高窟、在藏经洞,比在自家的土地上还自由,更自在。他们在藏经洞走进走出,几乎把个藏经洞踏平;他们在藏经洞盗出一卷又一卷经典,比在自家的厨房里拿一只杯子倒水喝还方便。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是怒火中烧难灭。我在想,此时此刻,中国还在吗,中国到哪里去了?是啊,此时此刻,中国不在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并对中国实行军事占领,整个清朝政府顷刻间土崩瓦解,作鸟兽散,中国成为“国中之国”,清廷变成洋人的清廷,清政府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儿皇帝。随着卖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那个慈禧,在京师失守逃亡西安“回銮”后,一下子成个可怜虫,乞命讨饶,奴颜婢膝。她拜见美国公使夫人,一把抓住人家的手久久都不松手,哭天抹泪,又是反悔错误,又是赌咒发誓,痛痛快快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如此谄媚卖国,国都不国,藏经洞遭劫,谁来管。诺大一个中国,王道士就是唯一,就是这个唯一,和洋人招架,能是对手吗?国宝流失了,谁之过。王道士说,这是我的一些废物,对我无用,对他有用,他拿去了,而且我还得到些许布施,何乐而不为?再说,我没做错,还有证据。斯坦因一入境,中国政府立刻下达命令,当地办事大臣要把他保护好,更重要的是处处给他以方便,不能限制他的行动。斯坦因先到新疆,中国驻叶儿羌的办事大臣精心接待,设摆盛宴,接风洗尘,好不热闹。到了敦煌,县令王家彦不仅热情接待宴请,还给斯坦因导游铺路,为其盗宝“务虚”。斯坦因劫宝到手后,组成运输大军,一路保驾护航,浩浩荡荡,畅通无阻,凯旋到达他国。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我不但没错,我还落实政府命令,实实地给足他“方便”。当然,王道士还可以拿伯希和来做“反衬”。伯希和聪明过人,干脆利落,速战速决,巧取经卷,安安全全运抵巴黎。半年后来北京听听风声,毕竟做贼心虚,获悉平安无事,又过半年再到北京去。伯希和携带写本样子作为自己的胜利果实,俨然以敦煌主人的身份,要在京城发布新闻,炫耀造势,示人示威。九年过去了,京城还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有个藏经洞的事儿,他要拿这些写本样子给中国当局当头一棒。当伯希和写本样子展示后,遂即喧腾遐尔,更震惊了当时的中国朝野,伯希和也因此成了京城的“香饽饽”。那些日子,伯希和赁宅之苏州胡同,人头攒动,络绎不绝,懂行的,不懂行的,好奇的,凑热闹的,都来啦,人们目睹这个藏经占有者,好不眼热。我不想过多描述这些场面,还是听听中国学者发出的一种声音。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端方、缪荃孙等,他们左说右说,又是“赞不绝口”,又是“世所罕见”,还少不了“啧啧称奇”。罗振玉面对伯希和的一番表白更是令人玩味,“你年纪轻轻,眼光可不一般呀!能够搜寻到如此珍宝可喜可贺呀!”又说,“那伯君真是幸运呀!我身体不好,不然也一定到那里去碰碰运气。”当然,中国的一些学者后来有觉醒者,为敦煌劫余保护作出了贡献,这是后话。更有甚者,后面还有重头戏。且看神田所著《敦煌学五十年》中引“宴尘”对于欢宴伯希和实况的报导:
    “在北京读书人的策动下,于一九○九年九月四日在六国大饭店召开欢迎伯希和盛会。当日出席者,计有侍郎宝熙、刘少卿、祭酒徐枋、经科监督柯劭�搿�恽学士、参事江翰、吴寅臣、董康、缪荃孙、蔡伯斧等十余人。名流毕至,诚一时之盛会也,但罗叔言氏(按:即罗振玉)因微恙缺席,是为遗憾。恽学士起立,举杯寿伯希和氏,谓伯氏热心斯文,而天之嘉惠于氏者亦甚厚,深至艳羡。”

    京城重量级学人齐场,盛情盛会盛宴,杯酒言欢,讨情讨好,吹捧到家,为其尝脸给足面子,学者们感觉这才方可了却犹言未尽,欣慰表现地主之心意。罗振玉因身体不适,遗憾未能到场,托人祝伯希和一路顺风。盛宴圆满完毕,伯希和即启行返国,士大夫们亲自送至前门火车站。
中国学者如此高礼伯希和,如此高赞伯希和,如果慈禧得知,她会做什么呢?她会恪守咒语,会对伯希和说,你拿到的太少了,整个敦煌宝物都可拱手送与贵国。学者们精心、周全款待伯希和,博得伯希和“欢心”,慈禧少不了也要夸奖一番。我们再看王道士,如果王道士得知,会有什么感想呢?他会发出感言,世上哪有道理可讲,慈禧为了保住权位,国都敢卖,如要把敦煌送给洋人,那更是小菜一碟,如此说来,伯希和从我手中拿走东西不就顺理成章吗。有人要说我是卖国贼岂不荒唐可笑,我那能够上那个“格”去卖国呢。是啊,如果王道士和伯希和狼狈为奸,结果呢,伯希和成了中国的红人,而王道士却成了中国的罪人,这是什么逻辑。
    话说到此,我们不得不理论一些是非。藏经洞的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道士是无辜者,前文有述,藏经属教产,王道士有权处置。王道士少识字,不识货,正如有民谚所说,在牛眼里,再美的鲜花也是一把草。王道士长个牛眼,藏经那是一把草,而非国宝。正如当年殷墟最初出土的甲骨,都被乡人制成刀尖药一样。而京城的大学者们那可是人人慧眼,眼见藏经堪称国宝。现在,这一双双慧眼,眼睁睁看着国宝在掠去,在流失,咋办?理应把送上门来的人脏俱在,逮住不放,问个究竟,但他们不动心,不心疼,在藏经洞发生的这场文化灾难面前,不担当,不责任,麻木不仁,何谈民族气节。非但如此,他们认贼作父,把那个伯氏待为上宾,五体投地,迎来送往,不已而足。给足人家面子,丢尽我们面子。伯希和打发走了之后,藏经洞一事了无声息,好似什么事未曾发生,唯缪荃孙日记有载,只说见到伯希和带来的敦煌卷子,发现于密室,真奇闻也。这位学者也是在伯希和面前苦苦请求以期讨得一些写本拍成的照片足矣。在这里我们看到,牛眼和慧眼很难区别,学者们与慈禧的表现何似异曲同工。我们自找羞辱,中国学者就这种窝囊废吗?够了,朝野和学者们如此所作所为,我们还有多少理由跟王道士过不去。
    说王道士无辜,还因为他与法无缘,八杆子打不着。王道士所处的年代,敦煌那里可谓无法无天。无天,“山高皇帝远”。敦煌这个地方,远在古代压根儿就不是中国版图,随着历史的进程,时而收归,时而放弃,来来往往的过客很难把个莫高窟撇上一眼,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文化名人在莫高窟很难找到他们“到此一游”的痕迹。不像泰山,岩石刻字留名多达五六千处;不像雁荡山,古今题咏记游之作多达五千篇。莫高窟啊,好一座千年古刹,深藏人不识。当年,隋炀帝来到张掖出席二十七国博览会,这也是史上最早的“世博会”。他同时巡视西域各国长达十个月,就是没有敦煌行程安排,管敦煌屁事。马可•博罗惜墨如今,他的敦煌日记不见莫高窟只字。玄奘西出阳关武汉治疗癫痫病比较好的专科医院,印度取经,舍近求远,不取莫高窟真经,实乃玄奘伟大一生美中之不足矣。敦煌的无天状态,莫高窟完全荒芜,阒无居人,有时凋零衰落达于极点。如此,无法也是自然之事。你想给王道士治罪吗?凭什么!对不起,那个年代无法可对王道士治罪。晚清历史有过法制建设的一页,成法成规上千,但就是没有文物保护法规。故宫的主人们私藏价值连城之文物无以数计,谁敢治谁的罪,就是无法可依的一个答案。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发掘,考古学始,也是中国人对本土文化认识的开始。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最早的一部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因战事吃紧,未能有效实施,实质上这是一纸空文,这部法律是藏经洞发现三十年后颁布。1956年、1961年,莫高窟先后被国家颁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1月19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的颁布,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0年来在文物保护方面没有一部正式的法律的历史。《文物保护法》第64条规定,“将国家禁止出境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送给外国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王道士活到藏经洞发现八十二年后,而且是在此时此刻犯事,才有法可依治王道士于罪。看来,给王道士治罪绝非可能,那就让他逍遥法外。而对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之流治罪大大有法可依,他们彻头彻尾知法犯法。中国是文物大国,而文物法律法规建设要比西方国家滞后一百多年,英国文化遗产保护从18、19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保护先驱者,保护之声渐起,1877年建立古建筑保护协会。自1882年通过《古代遗址保护法》以来,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同年,英国政府为实施《古代遗址保护法》,在中央政府专门设立“古迹巡访员办公室”。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法建设上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近百年来,仅文化遗产法一项便颁布过100多部,1840年颁布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1913年颁布《历史古迹法》,这是以保护具有历史价值与美术价值之动产与不动产为宗旨的法律。美国在1906年颁布的《联邦文物法》是第一部史前文化法律法规。规定凡属联邦所有或归联邦管辖土地上的所有历史性纪念地(包括考古遗址)均属国家纪念物,严禁任何人对国有史前遗址进行非法挖掘、转移和破坏。之后,又对《文物法》作了重要补充。其目的是有效控制文物走私,以遏制文化遗产的流失。规定未经许可在国有土地上盗掘文物者都将受到法律严惩。日本虽不是文化遗产大国,但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堪称亚洲诸国的楷模。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这100多年中,1871年5月,日本政府第一次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文化遗产保护案,1888年,日本政府设置临时全国宝物取宝局,开始日本文物保护史上第一次文物大普查。接着又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法十余部。日本文物保护法实施时间之早,涉猎范围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西方国家早早制定法律,又不尊重法律,欺骗法律,实行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早已成为西方国家大喊大叫的陈词滥调,是他们惯用的法宝,是他们求生的救命稻草,是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决定的强盗逻辑。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只适用于保护本土的地上地下文物。如要抢劫他国的文物珍宝,抢得越多越英雄,不得对英雄动法。令人不解的是,对斯坦因、伯希和这些十恶不赦的文物犯罪分子,当今我们一些国人不但不认为他们犯罪犯恶,而且有一种奇谈怪论,这些国人鹦鹉学舌,同洋鬼子一个鼻孔出气。什么敦煌的东西,我们无能保护,让外国人拿去不是保护的很好,不是宣传的很好吗。此话非也。敦煌,人类的敦煌,地球村的人都有义务保护,但不是把掠夺当保护,英国占领香港是保护吗,葡萄牙占领澳门又是保护吗。就像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宴会上宣布的那样,昨天的敦煌卷子是你们的,今天到了我手就变成我贵国的财产。伯希和如此猖狂,蒙羞于我,那些国人是否要为伯希和喝彩,方可心安理得,欣欣有加。
    当然,我们欣慰的看到,国际上不乏保护敦煌宣传敦煌令人拜读令人敬仰的范本。洛克齐,匈牙利地质学家,1879年,藏经洞发现前21年,洛克齐和他的考察团队来到敦煌,是年敦煌大饥,瘟疫四散,遍野尸骨。洛克齐所见所闻,一路感慨,“这里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到达莫高窟参观,进洞出洞,一个洞接一个洞,越看越精美,白天看不够,日以继夜,挑灯再观,当他们来到第96号窟,只见高耸入云,慈眉善目的大佛,洛克齐和他们团队齐刷刷跪拜在硕大无朋的大佛脚下,大家异口同声,“多么美妙的洞窟呀!”洛克齐说,“简直是巧夺天工,太美妙了,我一定把它介绍到欧洲去。”又说,“有如此境界的艺术,即使碰见10次最大的饥荒,此地也不会灭绝,我应该收回我的话。”洛克齐的团队使用幻灯机,小心翼翼地对洞窟一一拍摄。回国后,洛克齐带上幻灯机,在一些重要场合宣传敦煌,无论大众,无论学者,无不称赞“这真是沙漠中的伟大奇迹,沙漠中的伟大美术馆。”洛克齐不是艺术家,却是敦煌艺术的最早发现者,而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和国人还不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莫高窟,更得不到敦煌在欧洲燃烧的任何信息。洛克齐是第一个向世界宣传敦煌,播撒敦煌艺术种子的辛勤耕耘者,更是一个干净的学者,他像中国的工农红军那样,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握,对敦煌秋毫无犯。相反,华尔纳则是毁灭敦煌的罪魁祸首,USA的败类,却得不到法律严惩。井上靖,日本泰斗,他因创作小说《敦煌》而闻名于世。他对敦煌就是一支笔,笔端生辉,奇趣横生,为敦煌讴歌,为敦煌赞美,为敦煌呐喊。1978年,时年70多岁的井上靖在《敦煌》成书19年之后,第一次来到了敦煌,住在莫高窟山脚下的招待所里,井上靖无限感慨,说:“敦煌之眠才能睡得如此香甜。”1988年,由日方出资45亿日元,日本和中国合作摄制的大型历史影片《敦煌》在日本、在世界各国上映。用这种方式把敦煌介绍给世界人民,实现了井上靖热爱敦煌宣传敦煌的梦想。平山郁夫,日本著名画家、社会活动家。他是异国的玄奘,“九九八十一难”不低头。几十年来,从富士山到鸣沙山,频频穿梭,朝圣敦煌,取回真经。平山郁夫为保护敦煌倾心倾情倾尽全力,涉洋西行不下70余次,接地丝绸之路灵气,行程80余万公里,好比绕地球20多圈。期间,以敦煌壁画为主要内容的写生、创作6000多幅,这是他为保护敦煌积累的一笔财富,他用这些作品在国内外频繁宣传敦煌,并把自己卖画所得两亿日元作为回报全部捐赠敦煌,用于敦煌基金。平山郁夫要求他的学生,谁不到敦煌,不临摹一张敦煌壁画,就不能算毕业。敦煌需要保护人才,平山郁夫主动提出敦煌方面派人到东京艺术大学留学,食宿免费。平山郁夫还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说服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无偿援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这是占地2万多平方米,中国唯一的石窟类文物保护陈列馆。平山郁夫敦煌取经,成果硕大,影响巨大,日本列岛掀起了敦煌热。由平山郁夫一人捐赠敦煌带出一支为敦煌捐赠队伍;由平山郁夫一人朝圣敦煌带出一支庞大的日本全民朝圣敦煌队伍。络绎不绝地日本民众到敦煌来,每年境外到莫高窟参观的游者达10万到20万之多,其中有一半是日本人。这一半日本人是真正的朝圣者,而不是游客。在洛克齐、井上靖、平山郁夫这一面面明镜前,斯坦因、伯希和之流毕露原形,谁人还敢说这些洋贼是在保护敦煌,那些国人也该到闭上自己嘴巴的时候。
    我们无能保护敦煌更是无稽之谈。自藏经洞发现之始,敦煌文物经历了由被动保护到主动保护的漫长历程。藏经洞文物被外强窃盗,中国政府不知,中国学者由麻木而觉醒,敦促中国政府将劫余藏经运抵北京,由国家保管。我们不能忘记:罗振玉、董康、蒋伯斧诸学者。是他们发动中国政府,电请陕甘总督,托其购致学部,归京师图书馆保存。需要说明,劫余来之不易,购置过陕西权威癫痫专科医院程,几经周折,罗振玉护宝心切,坚定不移,几经周旋,力挽周折,劫余9871件经卷终归国有,成为日后敦煌学舞台上的“看家戏”。让我们记住“9871”,罗振玉之功不可没!对劫外藏经,无可奈何,我的东西你偷走,现在还得有求于你,乞求、乞求,这是什么滋味?什么滋味也得饱尝,只能看洋人眼色,拍照、抄经。伯希和在北京宴会上曾撂下海口,敦煌卷子已成我们的,“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腾写者,自可照办。”他的大话事后总算有所兑现,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中国代表团曾以交换意见的方式,向法国代表团提出要求,“请把伯希和自敦煌辇归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全部卷轴,由我国出资影照复制一套,以供国人的研究观赏。而法方的表示,竟为‘希望贵国能以安阳拙得的古物——甲骨、铜器等(并非指印刷的图片而言)和我们交换……’。”洋人又让你看眼色。在北京宴会之后,被动保护之路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艰难行进着,并不断有新的收获。从获悉藏经流失国外,中国学者忍辱负重,不怕涉洋之路险恶,寒来暑往,返来复去,赴法去英,誓把经书抄回家。有一位重要人物,人们似乎已把他淡忘,他就是当年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先生。袁守和先生早年留学英、法,对斯、伯二人盗去的敦煌卷子,浏览始遍,归来本土,敦煌卷子成为他的一件心事,他决定派遣向觉民、王有三两位学者分别赴英、赴法,抄录及拍摄两国所藏敦煌卷子,收获颇丰。向觉民纂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王有三撰有《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王有三又撰有《巴黎所藏敦煌残卷叙录》。袁守和先生的当即立断和高瞻远瞩,使中国学者较早看到了英、法所藏敦煌卷子的叙录,这为中国敦煌学研究赶超世界起了奠基作用。劫后仅存的敦煌卷子,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他也费了苦心,移藏于安全之处。袁守和先生不但尽职尽责坚守劫余经卷,而且把他的高足培养成敦煌学者,中国学术史上应当大书袁守和先生。我们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坚忍不拔的拼搏,拍照越来越多,抄经越来越多,蓄积成一个研究资源库。正当国际上敦煌学研究成为一股潮流,有人误认为敦煌不是中国的,而外国学者则讥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时,中国学者已历几十年卧薪尝胆,蓄势待发。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敦煌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令各国学者刮目相看,其质量之精和数量之巨,无可争辩地独占世界敦煌学研究领域前沿。与会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坐不住了,他在会上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次研讨会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曲线保护成功了,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夺回了敦煌,我们用自己的学术团队和学术势力夺回了敦煌学。
    被动保护路难行,主动保护途何易。在藏经洞发现已历40个年头之时,这是莫高窟的一段苦难岁月,莫高窟在呻吟,谁来认识我,谁来保护我。好,让我们记住1941年3月的一天,正当莫高窟濒临毁灭的关头,来了,张大千来了。莫高千年遇知音。这张大千可不是非凡之人,“五百年来第一人”,“石涛第二”,名气太大,份量若金。张大千的敦煌情结早已深藏心中,张大千的敦煌决心早已以诗昭世,“立脚莫从流俗走,置身宜与古人争。”现在他要为此舍弃天府之国不享,甘来沙漠王国苦尽,他以玄奘和班超不怕“九死”的勇气,携妻带儿,跋涉万里,如愿敦煌之恋。面对盖世之敦煌艺术残不忍睹的生存环境,张大千情动泪下,大声宣誓:“敦煌,我来保护你。”张大千保护敦煌,在那个年代,仅以个人力量为时三载,难得、可贵、不易、伟大。当时,莫高窟称谓民间寺观庙堂,而非敦煌艺术殿堂,不为国家所有。张大千也不是受国家派遣,而是以画家的责任和良知,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化志愿者,自觉、自愿、自费来到敦煌,受到敦煌感动,改变了原短暂少许观临作画即可打道回府的念头,安下心来,沉下身子,勇担保护敦煌的重任。他果断行事,来个三年规划,头一年摸底,后两年临摹。说干就干,心急如焚。搁置画笔,匹马单枪,一场敦煌保护战打响。太太管后勤,带上儿子当助手,洞中鏖战,先把家底弄清,明知保护什么。在戈壁,在大漠深处,洞窟之夏,列日炎炎似火烧,顶住;洞窟之冬,三九严寒如冰浇,挺住。张家父子岂敢畏惧,马不停蹄,一个洞窟又一个洞窟,先登记,后编号。登记编号不是简单数个洞窟的数目,而是一项周祥系统的浩大工程。试想想,几百个洞窟,每个洞窟的面积、壁画、塑像、年代题记及供养人都要一一细载清楚,编号也要制定标准,规范编号。耗尽时日,几近一年,摸清家底,保护心中有数。这项保护成果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张氏编号”。家底摸清,临摹就有了前提,有了基础。面对莫高窟的残状,张大千深感自然规律不可抗,敦煌壁画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而临摹就是抢救性保护,从战略意义上对壁画实施了最为有效的保护。家底已清,大规模临摹刻不容缓。而当务之急要组织队伍,投入力量临摹。他把画家谢稚柳和他的学生请来,他又亲赴青海,在塔尔寺打躬作揖,为临摹招贤,求得几位是喇嘛的绘画能手。队伍齐正,面壁三年,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和重点作品临摹多达二百七十六幅,这是令人惊叹的字眼。陈寅恪称赞张大千:“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乃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就在张大千面壁之时,1941年中秋,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不顾高龄路遥,从重庆赶来敦煌视察,同张大千共商保护敦煌大计。这位爱国爱民的国民党元老,借着马灯映照,详细考察敦煌文物。当晚,于右任在张大千所住的土房子与大家欢度中秋,共论敦煌文物保护问题。于右任对敦煌文物遭外人强掠,有关方面漠然无视,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对敦煌文物面临毁灭性危机深感痛惜和不安。于右任动情地说,敦煌文物珍贵之极,如不保护,愧对先人,也无颜后人。他谦恭地向张大千求谋问计,“敦煌文物该当何以保护?”张大千严肃而认真的坦言,“国家管起来!”于右任一锤定音,“对啦!国家管起来,我俩可谓不谋而合呀!”于右任返回重庆亲笔疾书,建议国家设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建议书呈送国民政府,并在各大报发表,同时发动学人做舆论支持。时隔一年之后,1943年初,提案在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获得通过。是年二月,由于右任物色的敦煌主事人选常书鸿奉命筹建。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保护问题升格到中国最高当权者的议事日程,莫高窟史上空前。那年头,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处在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能顾及敦煌保护,难得。再说于右任、张大千杯酒中秋夜话,决定敦煌命运,从此,敦煌厄运成绝后,曙光在前头。让我们记住那个中秋月夜,那个敦煌历史性时刻,记住:敦煌救星——于右任。
有了国家身份,有了保护机构,常书鸿来了,莫高窟幸甚。自此,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在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的旗下,有了一支敦煌保护的莫高窟人。莫高窟人,一个伟大的名字,一个坚不可摧的名字,他们用不同方式筑起了敦煌保护的铁壁铜墙,再有国家强盛做后盾。莫高窟,天下无敌。敦煌,莫高窟,谁敢来侵,谁敢来犯。

    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再说王道士的事儿。有一位名声很大的学者说,王道士把唐代、宋代几个洞窟的壁画刷成一片净白,再把中座的塑雕砸碎,找几个泥匠,按照道教旨意堆塑成天师和灵官模样的怪像,破坏文物。怎么说呢,这在莫高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当年,于右任视察敦煌时,客观地作过描述:“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对于老的精彩稍作注释。莫高窟建窟史,也是破坏史。后朝破坏前朝,一代覆盖一代,循环往复,司空见惯。自前秦创始的一批北魏石窟,大多被后代抹掉重涂,变成后代的洞窟。隋窟剥出魏窟,宋窟发现魏窟便是一例,甚至有三四层不同时代的壁画呈现也不足为奇。纵观历代修建,破坏的做法,要么以旧换新,把旧像、旧画换成新像、新画黑龙江省医院癫痫科预约电话;要么小窟变大窟,把原窟彻底凿毁,扩充面积变成大窟。敦煌历代张家、索家、李家、曹家四大家族享有盛名,他们都修建过大窟,作为统治敦煌的张、曹二世家,更是用这种做法修建他们大型的当家窟。敦煌壁画,唐代为冠。宋人不客气,对唐画毁坏最多,把好端端的唐画一洞一洞全覆盖,描绘自己的壁画。到底谁个好,谁个赖,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代边破坏、边修建,一个重要原因,岩面有限。代代修建者甚多,不能无米而炊,不得不把旧窟破坏,做新窟。当然,也有财力不足,利用旧窟。也不排除看不上前代的东西,为了功德,必须毁旧更新。到了张大千、常书鸿手里,仍然沿袭这种做法,他们两人在不同的洞窟各自发现平庸的宋代壁画里层有精美的唐代壁画,便把宋画剥离,露出唐画,临摹而得。这种剥离做法,性质同古人一样,只是目的和结果不同罢了。张大千还因此惹出质疑,说他临摹过的洞窟中,画面上有金属工具划裂的痕迹,是他用这种手段把临摹过的唐画弄坏,以图垄断专利。这种质疑当然不了了之,无损大画家的声誉。王道士来到佛地,他不能寄人篱下,要为道教事业扩大地盘,打拼属于道教的天下。他必须折腾,照样学样,如法炮制,改佛窟为道窟,改佛像为道像。受人力、财力、物力困扰,王道士少有破坏,功德不多,翻修过一些洞窟,也只限于塑像,壁画只有一处改佛为道和一个窟中有几个供养人。王道士为布道场做的是神像,服役于宗教,硬要把他的神像从艺术高度评价说丑陋不堪,没有意义。要求王道士找人做出精品,也不符合当时敦煌的实际情况。到了晚清,莫高窟似乎成了王道士的时代。这里折射出一种现象,跨元、明、清三代,敦煌艺术已经穷尽,当年为莫高窟创造辉煌的那些能工巧匠,那些无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早已绝后。敦煌艺术在结束和空白的背景下,苛求王道士就不成道理,总不能让王道士跨越历史时空跑到唐朝聘请高手。二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封建皇帝专制社会,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有了更多的顽固和偏见,很容易成为思想上的俘虏。我们的行为逻辑,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莫高千年史,千年破坏史,抓了几个破坏分子?没有。朝朝这样干,再正常不过了。那么,到了我朝,非得抓个王道士不可,有这个必要吗?

    百年话题言难尽,拉拉杂杂到尾声。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王道士,还有那个道士塔以及它的附件功德碑。人们在给王道士罗列罪状的同时,对道士塔也不放过。有人在他的文章里大吼一声:“王圆�,道士塔所载的你的功德碑,实则就是你的耻辱柱。”那个功德碑果真是耻辱柱吗?立碑盛行的封建社会,立碑绝非随意而为,当事人要接受庭议公论。碑也不是自立,名由人传时,反复斟酌,反复掂量,反复琢磨,三思而后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草率,生恐后人会说什么。王道士的功德碑是他的徒子徒孙竖立,应为可信。因为最有权威发言者是同王道士朝夕相处,亲近他、熟悉他、认识他的徒子徒孙。他人没有资格对功德碑信口雌黄,说三道四,放言歪曲,妄加评论。再说,僧人的圆寂塔群,竟然孤零零的插进一个道士塔,同佛国鬼魂共处,竟相安无事。这是王道士在莫高窟佛教徒眼里还是个人物,很给面子。敦煌的百姓也能包容,王道士死有葬身之地。从功德碑联想到王道士在莫高窟的作为,我们发现他的人生还是有闪光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人们看见,一个弱小道士,穿一身破旧道袍,在敦煌方圆几十里的大村小庄频频出现,不知留下了他的多少脚印,踏破了他的多少道鞋。他行脚僧式苦苦化缘,挨家挨户,化了多少缘,他没有记数。就这样不间断化缘,应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他把化缘所得和洋鬼子所谓布施,全部用于公益事业,用于为道徒和香客宗教活动服务。巍巍九层楼,北大佛像安身之所,雄伟壮观,这是敦煌和莫高窟的标志,虽说由敦煌乡绅筹资费时八年重新建成,但这九层楼无不渗透着王道士的心血。三清宫,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不愧是莫高窟道教标志性建筑,也是用这些钱财修成。完工典礼那天,敦煌乡民鱼贯而来,一睹三清风采,对王道士口碑载道,无不称赞。三清宫,也寓意着王道士做人做事一切遵循道规要“三清”的原则。三清,也是他做人做事的一把尺子,化缘和布施,他完全有机会和条件中饱私囊,自己富起来。天可作证,凡是和王道士打过交道的洋人和国人都可作证,面对一大堆钱财,他清心寡欲,他清正廉洁,他清白无污。当今那些以权位而鼠窃狗盗者,在王道士面前能不汗颜。王道士临终,身无分文,空空荡荡在世,空空荡荡去世,这就是王道士。几十年如一日,清沙、清沙。大自然对莫高窟大不敬,乐�V和尚当年开窟,人们赞颂了千年,但乐�V还是有所大意,他万万不会想到,美誉叠加的鸣沙山,却成了莫高窟的天敌。这绵延无尽的沙山,风吹沙流,沙流来犯,旷日持久,几百个洞窟全被流沙掩埋。王道士不是佛教徒,但他爱佛敬佛,这无情流沙的惩罚,佛祖神灵正在受苦受难,他心疼,他不忍。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王道士就是愚公,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一天天,一年年,不放弃,不罢休,清沙不止,终得结果。那一窟又一窟飞天,那一洞又一洞雕像,总算能透过一点气来。实践出真知,王道士发明的流水清沙法,连常书鸿都得当他的传手。藏经洞的发现,也是王道士清沙的意外收获。几百个洞窟能有今天的容颜,论功行赏,王道士名列其中,谁人都没有权力让他缺席。几十年如一日,多栽树,护好树,护好树就是护好莫高窟。河西走廊,这是大戈壁、大沙漠霸占的地方,也是西北利亚大风常年光顾的地方,容不得一点绿,一棵树。这是说,戈壁栽树,春天绿,冬天死,年年栽树不见树,见树也是老头树。戈壁对树残酷无情。王道士说,不!绿荫贵如金,莫高要绿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道士同戈壁挑战,同沙漠反霸占。说干就干,不低头,不退缩。敦煌没有绿化树种,王道士的一套铁轱辘牛车日夜兼程赶往哈密运回新疆苗。他把这些小苗苗一一剪成短截,一株栽一坑,一坑一桶水。戈壁干旱,蒸发速快,大旱望云霓。有水就有树,水是救命水,如若水不及时,前功尽弃。宁可人缺水,不叫树断水。莫高窟虽说有一条大泉河,可它在不高兴的时候,细流一楼,有时还会露出河床。他必须看准时机“独吞”大泉河,确保每一棵树都不在断水状态。这是戈壁沙漠栽树关键之关键。王道士爱树如命,树是心头肉,发疯的爱。他天天看树,看着它成长,看着它长高,不是老头树,而是巨人树。就这样,一年一年,几十年过去了,莫高窟的地绿了,路旁的树高了,新疆杨在这里安了家,那家扎得盘根错节,牢得不可拔。此时,放眼绽绿洲,幽深苍翠,一抹漫漫黄沙。莫高窟,你不在沙洲在绿洲。莫高窟也因此大摇大摆地同五台山、峨嵋山抗衡,虽地处瀚海腹地,却有着绿树映古寺的感觉。莫高窟绿了,王道士退了,他没有因绿沾光。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对王道士却不是,后人乘凉,后人还要骂前人。王道士曾是左宗棠的一个士兵,左宗棠西征新疆,他不误战事,在丝绸之路一线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左公柳”的声誉,这“左公柳”几乎和他的战功齐名。受左大将军感染,王道士用生命之绿战胜了大漠的死寂,漾出莫高窟一片绿云,绝无人说这是“王道柳”。悲哉,人间何多不平事。

    道士不破洞,莫高长如夜。王道士的破壁,莫高窟才从千年沉睡中有了出头之日。这也给历史提供了玩把戏的机会。藏经洞发现的那个日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骄傲与荣耀的日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的日子。王道士当然是这个把戏的扮演者。然而,这一天的骄傲与荣耀王道士无权分享,而这一天的耻辱永远属于他。世事沧桑难由己。君莫见,有时,一个国家都难逃国耻,更何况这个山野老道呢。王道士命归黄泉八十年,历史的过客们当然不会还他一个清白,他也不可能清白,但也不要让他含冤离世。他不可能流芳百世,但也不要让他遗臭万年。王道士,他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一个有故事的人,有关他的是是非非还得争论下去,只是别再戳他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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